兩家凈水器生產行業龍頭企業，因專利權糾紛在多地引發數個訴訟，矛盾日益加劇，如果持續下去甚至可能會影響整個行業的發展，且看天津三中院如何發揮審判職能，推動矛盾糾紛實質化解——

“先行判決”，大量糾紛一攬子化解

旗幟

完善產權制度，依法平等長久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建立高效的知識產權綜合管理體制……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

——摘自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

“去年您這生意怎么樣？有遇到什么法律困難嗎？”2025年3月底，春暖花開，天津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到天津市某電器銷售公司進行案件回訪。該公司業務負責人滿臉笑意，雙手緊握著法官的手，聲音里都透著喜悅：“多虧了法院，都好著呢，可比之前強太多了。”

精挑細選的“訴訟地”

事情要從該公司銷售的一款凈水器產品引發的訴訟說起。

原告是某凈水器系統的專利權人，認為被告未經許可，大規模生產被訴侵權產品，侵害了其專利，于是將銷售公司一并起訴至天津三中院，要求停止侵權，并綜合考量被控侵權產品的利潤、被告的主觀惡意、侵權規模、原告為制止侵權所支付的合理開支等因素，主張幾百萬元的賠償。

涉案的這兩家凈水器公司都是行業龍頭企業，生產的產品占據了凈水器市場的“半壁江山”。類似因專利權糾紛產生的訴訟，兩家公司在廣東、浙江等南方多地還有數起。

此次之所以將北方市場的訴訟地選在天津，原告的訴訟代理人坦言，除了京津冀這一地域優勢外，優質高效的知識產權審判也是重要考量因素，天津三中院就這樣成為了“最優選”。

成立于2018年3月的天津三中院，雖然是天津最年輕的法院，卻有著豐富的知識產權審判經驗，這要得益于一同掛牌成立的天津三中院天津知識產權法庭。法庭集中管轄發生在天津市范圍內的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技術秘密、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等技術類一審案件。截至2024年12月，共受理技術類案件1526件，審結1486件，訴訟標的額近23億元，涉及微電子芯片、納米、量子點、高端裝備制造等關鍵核心技術與新領域新業態。

案件數有了，還要審得好。全國首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涉外專利侵權案、全國首例以“曾用企業名稱”認定不正當競爭的涉外侵權案、全國首個涉外發明專利案件海關臨時禁令……天津三中院持續找準服務保障創新發展的結合點和著力點，簡案快審、繁案精審，以精品工程為抓手，持續辦好案、辦精品案，審理了很多具有全國、全市影響力的首創性標桿案件，真正做到讓“真創新”受到“真保護”、“高質量”獲得“嚴保護”。

一波三折的審理

案件受理后，合議庭的態度非常審慎，仔細研判后認定該案是非常典型的技術類案件，主要爭議焦點也非常明確：一是被告的行為是否侵害了原告的專利權；二是賠償數額的確定。

有了方向，下一步就是審理。看著堆積如山且雙方還在源源不斷提交的證據材料，再加上多項復雜的技術事實，合議庭果斷決定申請“外援”——技術調查官。

“知識產權案件審理長期存在‘技術事實查明’難題，每一個案件涉及的技術都不一樣，有的專利文件念起來都拗口，盡管我們現在有8個員額法官，6個法官助理，都是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其中有兩個人甚至有理工科背景，通過了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但隔行如隔山，仍需要專業的人協助干專業的事。”天津知識產權法庭庭長張云玲介紹說，“技術調查官就是我們的‘最強大腦’，能夠快速、準確地傳遞技術事實，提供專業意見，為案件辦理提供專業支持。”

技術調查官制度在天津三中院并不新鮮。法院剛一成立，就借鑒全國各地法院優秀做法，聯系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天津中心引入技術調查官，開創性地解決技術調查官來源問題，之后又深入推進與市知識產權保護中心、濱海新區知識產權保護中心、高校等在技術調查官方面的協作，現在共聘請技術調查官142人次，參與技術類案件審理150余次。同時，天津三中院還制定了技術調查官管理辦法、參與訴訟活動規則、收費管理辦法等文件，規范技術調查官的聘請、使用、參與訴訟等行為，助推技術調查官的作用得到最大化的發揮。

技術調查官加入后，合議庭在主動了解、補充相關背景技術知識的基礎上，進一步理解技術方案。最終，法院認定該案被訴侵權產品的技術方案落入原告專利權保護范圍，構成侵權。

另一個難題擺在面前。由于侵權時間較長，被訴侵權產品的產銷量較大，對于原告主張的損害賠償計算方法及相關證據，比如銷售數量、利潤率、專利貢獻比例等，都需要花時間查明。時間不等人。當時又恰逢“雙十一”電商節，產品進入銷售旺季，如果等所有事實都查清后再判決，權利人的損失必然會進一步擴大。

合議庭經過反復研究、認真合議，決定就已經查明的專利侵權事實部分作出停止侵權的先行判決。這也是天津法院知識產權司法領域首次“先行判決”。

之后，被告對先行判決部分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合議庭仍繼續審理賠償損失的訴訟請求。合議庭通過第三方電商數據平臺統計，并綜合第三方審計結果確定被訴侵權商品銷量，結合商品單價、同行業上市公司利潤率、制造商與零售商利潤、侵權行為的性質和嚴重程度等因素，精細計算出被告獲利情況，最終確定了賠償數額，并判令被告承擔二倍的懲罰性賠償。

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的庭審現場被搬到了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天津中心，部分技術調查官、專利審查員旁聽。合議庭組織雙方當事人對侵權產品進行技術特征分解，并針對適用懲罰性賠償進行重點審理，技術調查官從專業技術角度詢問雙方當事人，保障涉案技術事實查明。

這也是天津三中院積極創新審判工作機制，嘗試運用巡回審判方式，有效解決管轄集中化和訴訟便利化的矛盾，做到司法與行政協同發力，打通服務保障創新“最后一公里”的一個縮影。

皆大歡喜的“結局”

案子本應到此為止，只需等著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審判決。

“我們考慮到原、被告雙方多年的核心技術爭議，不僅產生了大量訴訟，對相關產業的發展影響也很大，就想再次試試看能否實質性化解矛盾。”張云玲說。

其實，調解一直在進行。

起初，雙方的態度都很強硬。一方對自己的產品充滿信心，認為對方濫用權利，一方堅持認為對方侵權，要求賠償，誰都沒有調解意愿，堅持讓法院判，無論結果如何都認。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法院作出“先行判決”之后，被告對于案件的不利后果有了預期，態度才開始緩和。由于涉案企業規模龐大，案件涉及多地，溝通協調也比較花時間。“我們也是每天不停地打電話，從技術、發展、結果等多個方面入手，做完原告的工作，再做被告的工作。”該案的審判長楊學秋說。

鑒于雙方對關鍵的核心點一直無法談攏，案子又無法無限期拖下去，法院選擇判決結案，但始終未放棄調解的可能。

案件上訴后，雙方當事人仍委托一審法院繼續進行調解工作。天津三中院按照全流程調解原則，繼續做工作，從市場環境、商業合作等多方面提出建議，在修改了十幾遍和解方案后，促成了雙方和解，當事人撤回上訴，并實現雙方所產生的大量糾紛一攬子解決，原告獲得了相應的補償，被告通過支付一定的費用能夠利用原有的生產線繼續生產和銷售已有的產品。

一案結促多案解。雙方握手言和，市場再次欣欣向榮。

對于該案的成功化解，天津三中院黨組書記、院長張長山表示：“技術類案件的背后就是科技創新過程中產生的矛盾糾紛。所以，辦好這些案件，本質上就是保護科技創新。這也決定了知識產權法庭在保障新質生產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們將繼續依法保護高端芯片、生物醫藥等技術領域創新成果，積極運用先行判決、懲罰性賠償等有效司法救濟手段保障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高質量服務創新發展

——訪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李靜

記者：近年來，天津法院知識產權案件新收數量呈逐年下降趨勢，有什么經驗做法？

李靜：定分方能止爭。近年來，天津法院先后與市版權局、貿促會、娛樂場所協會等建立多元解紛機制，優化訴調對接流程，推進行政調解協議司法確認，切實發揮法院推動、參與、規范和保障作用，有效提升糾紛化解整體效果。聚焦侵權易發多發現象，充分發揮司法建議作用，積極向相關行政管理部門發出司法建議，從源頭上遏制侵權行為。

記者：運用法治力量服務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公正高效辦理案件，天津法院在提升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能力方面有什么舉措？

李靜：一是健全完善審判機制。設立天津知識產權法庭，新增受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基層法院，推動構建專業化、集約化審判。全面推進知識產權“三合一”審判，偵查、批捕、公訴、審判等各個環節協調配合更加密切。二是著力統一司法裁判尺度。出臺涉中醫藥保護、特許經營等十余個審判指導文件，多篇調研在全國法院系統及市委政法委調研成果評選中獲獎。三是打造過硬司法隊伍。加強專業能力建設，積極組織開展專題培訓。健全人才梯隊，選派優秀干警到最高人民法院學習，并持續推動高級、中級法院與基層法院審判人員交流培養。

記者：請您談談，天津法院如何將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創新的要求落到實處？

李靜：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為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提供了行動指南，天津法院將認真抓好貫徹落實。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服務保障發展大局。主動對接京津冀協同發展國家戰略、天開高教科創園等創新平臺載體司法需求，確保司法服務與產業發展重心、科技創新重點同頻共振。二是提升審判質效，優化法治環境。強化對關鍵核心技術、重點領域、新興產業等方面創新成果的全鏈條保護，服務保障天津自主創新和原始創新能力，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行動、科教興市人才強市行動走深走實。依法用好用足訴訟保全、懲罰性賠償等制度，提高侵權代價和違法成本。三是加強專業能力建設，打造高素質審判隊伍。組織審判業務培訓、異地交流學習，選派優秀法官掛職鍛煉，持續提振干事創業精神，做到忠誠干凈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