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上升”“數據下降”，看似簡單，卻是探查工作質效的草蛇灰線。

3月8日上午，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新鮮出爐”。報告中有166個數據，其中明確指出數據上升的有10個，下降的有7個。這些數據升降背后的原因何在？如何既看數據升降之“形”，又觀檢察履職之“實”？

司法理念的范式轉型

“最高檢工作報告中的數據升降，不僅是數字的增減，更是中國法治進程的縮影。這些數據背后，既有對犯罪態勢的精準回應，也有司法理念的深刻變革，折射出檢察機關在新時代踐行‘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的價值追求。”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總商會副會長、博發康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陸曉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最高檢工作報告指出，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各類案件409.96萬件，其中最高檢辦理8980件，同比分別下降3.6%和上升9.4%。

在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四平市君樂寶乳業有限公司員工王金杰看來，“上升9.4%”是最高檢狠抓本級帶頭高質效辦案的結果。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最高檢黨組鮮明提出，最高檢的“最高”不僅是層級高，更是履職辦案的要求高、標準高、質效高，在履職辦案各方面必須起表率、示范作用。作為最高檢，只有自身把案件辦好了、能力提升了，才能科學地開展管理、高質量地指導辦案。

長期以來，醉駕治理始終是社會關注的熱點。最高檢工作報告提到，2024年檢察機關深化醉駕依法治理，受理審查起訴危險駕駛犯罪32.4萬人，起訴27.6萬人，同比分別下降41.7%和16%。

“數據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醉駕新規的精準落地、有效實施，醉駕案件辦理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更加全面準確。”全國人大代表、吉林四季盛寶紡織有限公司紡紗分廠后紡車間擋車工徐艷茹告訴記者，她平時也會經常開車。“我關注到，對于不再按照犯罪處理的醉駕案件，行政處罰力度相比過去在加大，包括對醉駕行為人依法予以吊銷機動車駕駛證、行政罰款或者行政拘留等處罰，反映出醉駕新規的出臺，對案件的分層分類處理成效顯著。”

在聆聽最高檢工作報告時，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雞西市麻山區麻山鎮龍山村黨支部副書記李廣麗注意到，報告提到，起訴未成年人犯罪5.7萬人，核準追訴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尸案等低齡未成年人嚴重暴力犯罪34人。“我從相關報道中了解到，這是最高檢首次披露核準追訴低齡未成年人嚴重暴力犯罪人數，可以說是釋放了‘懲治與挽救并重’的信號。”

同樣關注到上述內容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大廠回族自治縣城區第二小學副校長張艷秋。她認為，對于低齡未成年人嚴重暴力犯罪，不能僅僅局限于對犯罪本身的懲處，更重要的是通過預防、干預和教育，來減少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的發生。

升降背后的治理邏輯

在聽取最高檢工作報告過程中，令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漢迪印象深刻的是這組數據——依法懲治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起訴7.8萬人，同比上升53.9%。

“電詐犯罪起訴數據顯著上升，表明跨境犯罪打擊成效顯著。”在冼漢迪代表看來，隨著國際合作與重點區域打擊力度不斷加強，越來越多的跨境犯罪團伙被成功偵破。

2024年7月，最高檢聯合最高法、公安部制定《關于辦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了法律適用和證據標準，促推更多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兩高’督辦涉緬北等重大案件，有效集中了資源，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猖獗態勢進行了有力打擊。”冼漢迪代表認為。

同樣關注這一組數據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雙鴨山市第三十七中學教師吳慶芝：“這一‘升’凸顯了檢察機關對網絡空間治理的主動作為——從打擊‘網絡水軍’到懲治‘按鍵傷人’，再到懲治電信網絡詐騙，檢察機關正以疾風驟雨之勢，回應人民群眾對網絡清朗的迫切需求。”

全國人大代表、河北易水硯有限公司技術總監張淑芬在聽取最高檢工作報告時，最為關注的是法治化營商環境有關的內容。

最高檢工作報告提到，運用法治力量穩預期、強信心、促發展，起訴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13.7萬人，同比上升13%。

在張淑芬代表看來，這里的“同比上升13%”，并非單純是犯罪激增的反映，而是政策調整與多重治理的集中體現。

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靈壽縣南營鄉車谷砣溝域聯合黨總支書記、車谷砣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陳春芳關注到，最高檢工作報告提到一處“雙下降”——深化信訪矛盾源頭治理三年攻堅行動，開展化解矛盾風險、維護社會穩定專項治理，涉檢信訪、重復信訪同比分別下降17.1%和19.7%。

“涉檢信訪、涉檢重復信訪數量實現‘雙下降’，我想與最高檢黨組高度重視信訪工作密不可分，各級檢察機關在辦案各環節推動矛盾糾紛法治化實質性化解，把釋法說理、化解矛盾貫穿始終，真正做到定分止爭、案結事了人和。”陳春芳代表認為。

高質效履職注腳愈發明晰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

在聽取最高檢工作報告時，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唐山市工人醫院心內三科主任張琦關注到這樣一組數據：“受理各級監委移送職務犯罪2.7萬人，起訴2.4萬人，同比分別上升37.8%和34.9%。”

“檢察機關積極融入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協同推進反腐敗斗爭，加強監檢辦案銜接和配合制約，共同確保辦案質量，增強反腐敗工作合力。上述辦案數據的上升，體現了反腐敗協同整治成效。”張琦代表認為。

記者了解到，2024年，最高檢配合做好監察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意見的研究修訂工作，會同最高法研究制訂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起草職務犯罪案件指定管轄、量刑指導等規范性文件。

在聽取報告時，全國人大代表、寶泰隆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焦云注意到，2024年，最高檢向最高法提出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88件，指令省級檢察院提出監督意見22件，同比分別上升83.3%和2.7倍。

對于最高檢抗訴與再審建議數量的“雙上升”，常與檢察機關打交道的焦云代表分析道：“檢察機關牢固樹立證據意識，對證據不扎實的抗訴案件，通過自行補充偵查和依法引導偵查，補強證據缺陷、完善證明體系，確保案件辦理高質效。”

最高檢工作報告中的數據升降，既是高質效檢察履職的注腳，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縮影。從“數據驅動”到“質效優先”，檢察機關以高質效履職，回應時代之問。